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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国际协商治理思想初探

发布日期:2018-06-05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杨守涛,刘璐瑶    来源:学报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人民科学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较为全面地考量当前国际交往及国际治理实际挑战和困难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作为民主重要形式的协商应该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梳理总书记系列讲话发现,他主要回答了国际协商治理为何重要、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总书记对它们的回答,代表了以其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思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与中国发展新形势下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高瞻、远虑、深谋。作为一种对国际治理及人类未来的远见卓识的顶层设计,它是对国际治理理论与跨民族国家民主协商理论甚至协商民主理论等诸多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完善,也为当前以及今后国际治理实践等诸多国际性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指南和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国际协商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2.000

A Preliminary Study on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International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YANG Shou-taoLIU Lu-yao

Party School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making overall plans for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ffairs scientif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Xi Jinping explicitly proposes tha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to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fter deeply reading and analyzing Xi Jinping’s relevant public statement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he mainly answers three closely linked questions: 1) why international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is important; 2) whether international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is possible or not; 3) how to make international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work effectively. His reply represents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about these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which means taking a broad and long-term view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As a kind of far-sighted top-level design about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future of mankind,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international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is an enrichment of many theori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ransnational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and even the theor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tself. Meanwhile, it provides some fundamental guidelines to the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KeywordsXi Jinping; international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8-04-10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形势下提高我国基层干部民主协商素养的对策研究”(16CZZ009);2017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研究”(2017QNRC01

作者简介:杨守涛(1985-),男,贵州毕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主决策,廉政建设及领导能力素质研究;刘璐瑶(1993-),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及政府改革及基层自治研究。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深刻认识世界与中国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客观现实需要,继承和创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交往理念与国际战略思想,以共商共

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明确而开创性地提出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的国际协商治理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59月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1]。还在党的十九大上作报告时强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2]60

实际上,在国际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以前也一直强调协商对话及其它类似的主张,并在不同场合有过相关阐释。但是,查阅以往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以往主张和阐释更多地围绕“协商”、“对话”、“沟通”、“合作”等等关键词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围绕这些关键词提出主张并进行阐述之外,更是作了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也就是前文所指出的,明确而开创性地提出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概括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国际协商治理思想的本质内涵,主要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运用领域推向国际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交往理念新发展,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新时期创新国际交往理论的智慧结晶。这种思想强调将协商民主作为处理相关国家或地区关系的重要方式方法,它倡导的是通过对话去解决有关分歧与争端。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方面反复提到的“商量”。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事情,由这两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和人民商量来办;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事情,由这个地域范围内的国家与地区政府和人民商量来办;世界上的事情,则“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3]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国际协商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一种富有远见的战略性创造、是今后国际社会有关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指导。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综览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在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论述时简略地提及其国际协商治理主张。比如,卢维良与刘长富曾经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概括了其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并引述和指出总书记在“政治上主张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4]。又比如韩跃民在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全球治理创新时,在论及理念、机制、价值创新之理念创新时,强调了总书记“主张以共商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和矛盾”[5]

换句话说,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仅仅指出总书记提出了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而且,这样的指出还往往只是间接的、在关于其它主题的研究中简略地论及的。有鉴于此,本研究将聚焦于习近平总书记国际协商治理思想,专门对总书记国际协商治理有关论述展开讨论。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即习近平总书记回答了国际协商治理为何重要、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三个问题,笔者曾在别的文章中对此有过粗略探讨[6]

二、国际协商治理为何重要

通过在特定国家间、特定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性协商,化解分歧、应对冲突,实现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共赢式发展。这是时代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是世界各国人民利益和诉求的需要,是实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重要方式。

首先,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不同是客观存在的,彼此之间差异性的弥合离不开协商对话。不同国家或地区,处在不尽相同的发展环境与发展阶段,有自己不同的发展演化历程、有自己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特殊文化基因及文化存在形态、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与社会以及政治运行制度体制机制,如此等等。总之,世界是多样的、异质的、充满差异性的,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扎根于本国本地区的特色、长处、优点,同时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也都有满足其自身及其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特殊利益诉求。那么,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交往的过程中,就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欧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想法一致”。因此,总书记提出,“‘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加强对话和沟通,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7]。毕竟,“在一个利益分化、文化多元化的复杂社会,政治和谐需要人们真诚的交流和沟通”[8]17。著名协商民主研究者何包钢教授所指出的这一点,既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政治和谐目标的实现,也适用于国际交往过程中各国家或地区之间政治和谐目标的实现。

其次,当今世界,总体上体现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但也面临着很多尖锐的问题和棘手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挑战的应对也离不开国际协商对话。放眼当今世界,随着文明的进步与整个世界的大变革大发展,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持续加深,在整体上体现了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但是,由于当前国际上一些历史的与现时的主客观原因,一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够,彼此之间还时有纷争,甚至有时候拳脚相向、兵戎相见。当然,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还很多,包括各种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等。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9]。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去解决和应对呢?总书记反复强调了国际协商对话。在党的十九大上,总书记还强调说,“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58-59

再次,国际治理体系本身的创新发展,也离不开国际协商对话。就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来说,受到的诟病与指责越来越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恐怕就是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了。在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中,一些国家“一家说了算”或者少数说了算的现象还是存在的。针对诸如此类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927日下午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10]。学术界也有研究指出,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面临着民主赤字问题,危及全球合作共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11]。也就是说,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有必要根据世界发展新需要创新。那么,国际治理创新之道,应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进行呢?总书记反复强调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国际关系民主化、民主协商对话等等,而且曾经强调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10]。也就是说,国际治理体系的创新,需要在其中置入更多的国际协商对话因素,让国际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具有民主协商性。一些研究文献也曾经指出说,“通过参与和对话机制解决国际制度安排中的民主赤字,协商民主为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充分的实践空间”[1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了在国际治理体系中运用协商民主,也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有了诸多实践。

在国际治理中运用协商民主,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在国际治理过程中,协商对话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过程中以及国际事务的治理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基于零和对抗的兵戎相见或者冷战方式,简称武力或冷战方式;另一种就是基于共赢合作的协商对话为主的国际性协作方式,简称协商对话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协商对话方式相较于武力或冷战方式而言,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从实际的收效来看,协商对话方式是“后遗症最小,结果也最可持续”[13]的方式;另一方面,从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和平发展才是当今时代潮流,依国际法而治才是正道,“弱肉强食有违时代潮流,穷兵黩武缔造不了和平,互谅互让才能带来稳定,坚守道义才能赢得持久安全。我们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依据国际法,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问题,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14];再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情况来看,协商对话也被事实证明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提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惨痛而深刻教训,并指出“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9]。另外,国外一些学者还从协商民主与传统票决的聚合式民主相比较的角度,讨论了协商对话运用于国际治理的比较优势。比如,澳大利亚学者德雷泽克就曾指出,在国际治理层面,因为缺乏统一的权威中心,跨国界的聚合难以实现,但跨国界的协商则比较容易操作[15]122

总之,无论是从弥合差异性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挑战的应对与问题的解决之需要以及国际治理体系本身的创新来看,又或者是从协商对话本身的比较优势来看,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各成员国人民利益和诉求”[16]。不过,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人民利益与诉求的国际治理模式目前依旧面临一些严峻的实践难题。然而,尽管如此,“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3]。唯有这样,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总书记所倡议的新追求才更有可能和更顺利地成为现实。

三、国际协商治理何以可能

既然国际协商治理如此重要,那么其是否可能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论。对于这一争论的主要观点,美国学者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曾经作过总结[17]3-47。在否定论者看来,即便是在一个人们共享着共同法律框架的、单独的社会中,他们在解决分歧问题时尚且十分困难。而在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况且它们之间又缺乏超越其上的权威制度,要想获得合理共识以及相互尊重就更难了。同时,从伦理角度讲,公民有服役及纳税等义务、有相互证明及证明其负责任的代表之基本权利,这种义务与权利在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实现是不太可能的。肯定论者反驳了否定论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间的差异常被人们夸大,很多国家的内部也是由多元的文化构成,且它们之间缺乏稳定的法律框架。另外,近些年来国际法也已变得更有约束力,国际组织也已比人们想象的更有影响力。同时,他们还从伦理的角度指出,就诸如税收、教育和福利的很多国内决策而言,将协商民主限制在特定国家内部进行也许是正确的。但对于战争、贸易、移民和经济发展等政策来说,这种限制则不合适。因为这些决策对其它国家的人民同样会产生影响,而且程度和直接性可能不亚于它对本国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对于这些决策来说,受其约束和受其严重影响之间的界线开始消失,一个民主的政府应向那些将受相关决策影响的人证明决策的正当性。

对于协商民主在国际治理中可能与否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与论述中也给予了肯定性回答。其理由是多方面的,也是充分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理由,乃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相通性。从表面上看,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它们具有很多差异性、它们的利益追求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如果以此为基础去判断与推理的话,那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将成为一种你得我失、你赢我输、你长我消的关系,国际社会也将因此不可共赢、失去协商对话合作基础。但是,实际上,如果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与分析本质内涵所在、如果突破一时一地的限制而拓展观察与思考时空跨度的话,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可以说是形相异而实相一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追求是具共通性而可协调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了这一本质,并曾经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精辟地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8]。这种相通性,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能通过民主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与治理共同事务及实现共赢合作最重要、最根本、最稳定、最可持续的现实基础。

另外,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与国际治理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基础原则以及治理平台或机制。这些原则及平台或机制内含了丰富的国际协商治理因素,或者具有巨大的国际协商治理可能性。在一系列基础原则中,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民族自决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忠诚履行国际义务原则,还有《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协作原则、不使用武力原则等等。在一系列机制或平台中,内容也相当丰富。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也包括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还包括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世界气候大会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则、平台、机制,可以说已经为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建构现代化的国际协商治理体系提供了初步的“基础设施”。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并针对“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继续强调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分歧与争端[19]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治理实际工作中,已经有不少虽然依旧面临这样或那样难题、依旧存在这样或那样问题,但是比较成功的国际协商治理实践。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所论及的内容,诸般比较成功的国际协商治理实践既包括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间关系的双边性实践,也包括被称之为“东盟方式”、“亚洲方式”的地区性实践,还包括被总结为“上海精神”的多边性机制。另外,除了国际性政府间的协商合作治理实践外,在国际性公民社会领域也有了相对比较成功的国际协商治理实践,比如霍伟岸等人曾经介绍性地讨论过的欧洲社会论坛[20]等等。总书记对其中的“上海精神”就曾屡屡强调过,并指出上合组织成立15年来,坚持“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所以要“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对话协商为手段,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全面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发展”[21]。这些比较成功的国际协商治理实践,为进一步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建构现代化的国际协商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和经验借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论及“东盟方式”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强调有关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彼此尊重前提下协商一致的方式,“为地区国家发展关系、深化合作、推进一体化提供了有益借鉴”[22]

最后,国际协商治理之所以可能,还与中国的不懈推动有关。对于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国,不仅有信心,也有态度,还有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地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方面,是提出和反复强调国际协商治理倡议,即在一切国际舞台上和国际事务治理方面发声,提出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的倡议。另一方面,是表达国际协商治理态度,即在涉及到有关国际事务治理时,表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愿意优先采用协商方式的态度。再一方面,是推动建立健全国际协商治理体系,即通过提出“人民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体系、建立“一带一路”等平台和机制体系、打造“亚投行”等支持体系,不断推动建立健全国际治理的民主协商体系。还有一方面,是做好国际协商治理榜样,也就是在具体的一次次国际事务治理实践中,坚持以身作则,促成和促进各方理性对话、实现共赢。对于中国在国际协商治理上的不懈推动,曾有人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指出,“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战略新方案”[23]。还有人在论及“一带一路”时提到了“国际协商民主”概念,并指出其“是一种去霸权、去大国沙文主义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建设”[24]。权威官媒《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还专篇讨论了中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并概括了这些年来的系列实践[25]

四、国际协商治理如何实现

通过前文的阐述可知,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国际协商治理不仅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那么,对于这种既重要也可能的国际治理方式,如何才能实现呢?在学术研究中,一些协商民主研究者对此曾有过讨论。有的聚焦于某一方面,如有人提出了“跨国界的协商民意测验”[26]6;有的则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应用框架,王战和张秦就从国际协商治理的主体构成等多个方面展开过论述[11]。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协商治理的论述,则更多地体现在一些较为宏观的思路设计方面。

首先,国际协商治理的实现,需要先进理念引领,需要各个国家与地区转变理念。没有先进理念这一先导性心理,就不可能有恰当的国际协商治理态度与行为。在国际治理实践中,能否践行协商民主,取决于有关国家与地区如何看待共处的这个地球、如何看待自身利益与其它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关系。比如说,在国家或地区安全方面,有关国家或地区考虑的仅仅是自身的、暂时的、某些方面的、基于单边行动的安全,还是考虑共同体的、稳定而持续的、综合的、基于合作的安全;又比如说,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利益方面,有关国家或地区是持赢者通吃的想法,还是持各相关国家或地区共赢合作的想法;如此等等。显然,在每一组对立统一的理念中,后一方面体现了先进性,需要转变前一方面的陈旧与错误理念。在转变理念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有经典论述。比如,他认为,我们的地球村,应该通过协商合作共同建设成“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27]。他还强调说,在国际社会中,绝不能“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必须要“秉持茂物目标精神,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28]

在先进的理念指引下,国际协商治理的实现还有赖于正确的基础态度。什么样的基础态度最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澳大利亚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指出了“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29]。综观总书记系列讲话可以发现,尊重与平等是其强调得比较多的两个内容。关于其中的尊重,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探讨协商民主在国际治理中运用时强调得最多的。他曾经强调说,“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30]。当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中,他关于尊重这个基础态度的阐述所涉及到的内容还有很多。总体来说,包括尊重各国实际、尊重国际多样性、尊重彼此合法合理利益诉求、尊重各国自决、尊重相互共决、尊重当事各方等等。而对于国际协商治理中的平等,总书记始终强调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要平等相待,强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交往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相间而且义重于利。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这种平等,无关乎其大小,也无关乎其强弱,当然还无关乎其贫富,而是一种参与国际治理之国格和权利与机会的平等。用总书记2014年在巴西国会上发表演讲时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3]。当然,在实现国际协商治理的基础态度方面,还有别的一些内容,比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坦诚相待、政治互信、包容等等。

另外,国际协商治理的实现,还有必要依赖于系列实践平台与机制或支持体系的建设,以这些平台与机制或支持体系作为重要支点、开展具体的国际协商治理工作。这些平台与机制或支持体系,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新建的。就传统的平台与机制或支持体系来说,包括国际性或多边性的,如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到的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七十七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等;也包括双边性的,如总书记曾经在谈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发展历程时提到的政府间磋商机制,涉及总理年度定期会晤、外交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等等。就新建的平台与机制或支持体系来说,众所周知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属于国际性或多边性的,总书记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海湖庄园会晤时共同决定建立的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这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等等则属于双边性的。诸如此类的平台与机制或支持体系的建立、健全、协同作用,是实现国际协商治理的重要支撑。有研究文献就曾指出了“以联合国为主导、主权国家为主体、多边合作共赢为依托和平等伙伴关系为轴心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5]之重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在以尊重和平等为重要内容的基础态度积极作用下,依托上述平台与机制或支持体系开展具体国际协商治理工作的过程中,还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实践原则。关于这里的基本原则,可以从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概括出两个比较典型的表现。一是要有全球视野。总书记强调,在国际社会中,必须做好自己,在做好自己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其它国家和地区,要有全球视野。这种全球视野体现在既考虑本国的同时,也考虑别的国家,如他曾经强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要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对本地区的影响,加强同其他经济体的沟通和协调”[28]。这种全球视野,还体现在对自身所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的超越,正如他所指出过的那样,“我们要共同参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充分利用人类积累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源,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促进全球发展更加平衡”[30]。只有坚持了全球视野,才能在国际治理中真正做到换位思考、真正与其它国家或地区开展有效的协商对话。二是要有战略眼光。战略眼光这一基本的实践原则所强调的,是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国际治理、建构国际协商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要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效果,有赖于相关各方从战略上思考,看到长远利益、看到共同的大势、谋划彼此的大局,不能因为当前或短期的“小不忍”而乱了战略意义上的“大谋划”。正如其在论述中英关系时所强调的那样,“要坚持以长远和战略眼光,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局和大势……共促东西方文明对话,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促进世界文明多样化”[31]。只有有关国家或地区都从战略高度去思考和谋划,国际协商治理体系才能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克服一个个的现实难题、不断健全。

最后,国际协商治理的实践及其建设和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遭遇种种主客观挑战,因而还必须共同坚定对国际协商治理的信心。坚定对国际协商治理的信心,意味着大家对国际协商治理体系的一种接受与认可。这种接受和认可,既表现为对国际协商治理体系所能发挥的积极效用之赞同,也表现为对国际协商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愿景的期许和肯定。没有这种接受和认可作为相关国家或地区对待国际协商治理体系的积极信念,国际协商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这一本身就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艰难性的人类伟大工程,将必然面临更多的曲折、遭遇更多的挑战、走更多的弯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号召有关国家与地区坚定对国际协商治理体系的信心,正确对待当下及未来可能面临的种种主客观难题。其中,总书记2017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的论述最具有典型性。他在肯定了沟通协商与政治谈判在化解分歧和解决冲突的有效性及根本性之后,明确提出,“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9]。因此,对于国际协商治理体系及其建立与健全,相关国家与地区要有坚定的信心,这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它们的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关于这种信心,可以套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说法,也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2]58

五、结语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作为民主重要形式的协商,应该成为国际治理的方法。实际上,总书记还将国际协商治理作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的努力方向。他曾经在论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深刻地指出了“五个坚持”。其中的第一个坚持,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9]

关于将协商这种民主形式运用于现代国际治理、建构国际协商治理体系,总书记回答了其为何重要、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总书记对它们的回答,代表了以其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思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与中国发展新形势下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高瞻、远虑、深谋。

这种高瞻与远虑以及深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人民科学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较为全面地考量当前国际交往及国际治理实际挑战和困难的基础上,对国际治理及人类未来作出的一种远见卓识的顶层设计。这种设计,相对于马列主义外交理论和此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国际交往主张之相关内容而言,是一种继承和坚守,更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创新与发展。它是对国际治理理论与跨民族国家民主协商理论甚至协商民主理论等诸多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完善,也为当前及以后的国际治理实践等诸多国际性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指南和遵循。20179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采纳了中国长期以来倡导和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25]。这本身就可以视为其时代价值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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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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